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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袁隆平:“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让学术界脸红!  
 
黑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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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让学术界脸红!

    两会期间,袁隆平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讨论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和公众将其视为“中国科学界的悲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说此事是“历史误会”。(3月21日《新快报》)  

    3月20日,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方回应有关他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话题,“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就有记者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震动。”但袁老的态度十分轻松:“我没当上院士,还是说明我水平不够,所以我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是有一点,我努力并不是为了当院士,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当笔者读到这条新闻时,不禁想起我国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封建社会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意识使人们看不起医生和商人,所以李时珍在幼年时不得不遵从父命,从塾师学“制义”(也就是八股文),走科举致仕的道路。然而, 20岁时李时珍得了一场大病,多方医治不见效。就在全家人为他的病着急时,他的父亲突然想起金元四大家的名著中,有一味“黄芩汤”,所治病症和他的病症很像,于是亲自为他煎药。服药后,李时珍的病很快就痊愈了。自此,李时珍将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于医药方面,他向父亲学医,开始收集当地特产药物的一些资料,虚心向药农和有经验的老医生请教有关药物的生长、采收、治病效验等方面知识。李时珍重视对药物的实地考察,亲自动手,重视实践,他的医药学知识和医术日渐提升。  

    当时,人们相信水银无毒,有医书甚至说长期服用水银可以成仙。可是李时珍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告诫人们:经过烧炼的丹药,确实可以当作外用药物来治疗某些疾病,如癣、疥、疮毒等等,但万不可内服,内服是对人体有害的。水银进入人体能“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  

    因医术高明,李时珍曾被推荐来到太医院。但在太医院里,他不被重用,他本人也淡薄名利,所以任职一年之后,就托病回家了。他一路上观赏着祖国壮丽的山川美景,一边体察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一边随时随地注意收集民间的医药知识。在不知不觉中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蕲州。从此,李时珍将全身心的精力投放在编修《本草纲目》的事业上,他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以勤奋刻苦,实事求是,虚心学习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完成了这部空前的药学巨著。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李时珍的墓碑上写道:“医中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同样,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环境与条件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他获得的科研成果,使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矮秆水稻、杂交水稻育种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方面三次领先世界水平,是当今世界受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可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7%,却要养活全球22%的人口;每年,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袁隆平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农民科学家对粮食问题的理解。他因此也获得了众多荣誉,仅国际上给他的奖励就有14个,但他从未因此而骄傲。正如袁隆平所说:“我的目的不在于院士不院士的。我是搞超级杂交水稻的,我的目的就在于能够不断出新成果,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真心期待有更多的科学工作者能向李时珍、袁隆平学习,像国际数学大师、中科院外籍院士陈省身所呼吁的那样,淡泊名利,专心致志做学问,搞发明创造,多为人类造福。
   两弹一星的功臣恐怕也没有想过努力为了当院士,否则,两弹一星就没指望了。

    由此可见,现在的学术界,没希望了。




把转贴进行到底!

qq:10456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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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9 2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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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gy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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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21 1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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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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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大实若虚”与“大伪似真”——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40岁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采访或提问时,无论是本学科问题还是外学科问题,也无论提问者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给出的回答竟是三个字——“不知道”。国人初识者,无不谓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给南航师生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学生又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据当事者观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时,态度诚恳,绝非故弄玄虚或“卖关子”。这位科学家曾解释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  

此前,2002年9月 和 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别在上海交大和山东大学回答对口学科师生们更为专业的提问时,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师生们的问题基本局限在丁肇中教授获诺贝尔奖的粒子物理专业,丁肇中教授竟然说:“拿诺贝尔奖,只是对很小的特殊领域有贡献,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拿了诺贝尔奖,就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评价,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在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后,一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提问:“从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约翰•纳什听完后思考片刻,坦诚地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以其“博弈论”蜚声世界的约翰•纳什,竟被一名大学生的博弈问题问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上述问题显然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过去,而大师级权威竟然自称没有能力回答,这岂不是自损形象?但纳什却坦然平静,毫无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我们的观念,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理应是“万事皆通”的,然而大师们即使面对“本专业”问题,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有能力回答”,表现得如此“无知”,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这是我们少见多怪了。凡潜心于科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无不如此。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科学态度与科学成就往往互为因果:只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使得科学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又进一步锤炼了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由此可见,大师们的“无知”不仅不是什么怪异和丢脸之举,而且恰恰是某种“必然性”的正常体现。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最为明智的选择。  

对此,有人评论道,一个学者不管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树的本学科,也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而且迟早会完全落伍。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但无损于一位大师的光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奥秘。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敢于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说“不知道”,不仅是一种气量,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一个人特别是像丁肇中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果在学术上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一些问题凭“想当然”表态,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样,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面子,还有更可贵的品质和人格,还会给人类科学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大智若愚,大实若虚”。认可了上述道理,我们不仅会对科学大师们的“怪”肃然起敬,而且今后会自觉地将这种“怪”作为鉴别真、伪科学大师的试金石。如果现实当中有人成了无所不知的“万能大师”,人们就该当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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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开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员、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祚庥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作庥同志的英明伟大。何祚庥同志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祚庥同志,说他的报告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遮羞”、“何作秀”,并诬蔑道:“以何遮羞?惟有做秀;生命不息,忽悠不止。”这当然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  

其实,像何祚庥同志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学术语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同志政治名句才辩无双,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同志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  

谨以下列问题,结束本文:  

1、“假作真时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尊为“科学大师”,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无知”,一个“无所不知”。用现代中国“学术打假”专业行话问:谁真?谁伪?  

2、何祚庥层出不穷的惊人科学高见(诸如:拆除故宫,人类不须敬畏自然,炸喜马拉雅山,中医是伪科学、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贯“人到点子到”的拍脑袋作风是出于“艺高人胆大”,还是出于“无知者无畏”?  

3、祖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4、孤掌难鸣。在当前普遍重视“包装”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万能科学大师”,煞有介事地到处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自欺欺人。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们的一大批唯物主义理论培训出来的各级政府官员竟然言听计从,奉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媒体记者诚惶诚恐,如蝇逐臭,无形中当了“何托儿”,显现了一种群体盲目与无知,这是可笑还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现象”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学术浮躁之风同根同源,还是互为因果?  

6、《中国反伪辞典》里是否应增补【伪院士】




不得了啊!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得天灵盖喷出来!养家糊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008-7-21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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